贾谊指出：诸侯起于匹夫，以利会，非有素王之行也。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出现了周代知识分子对易的不断理解与重构，但传统易的占筮方法并没有因此消失，甚至依然作为易的主流为人所瞩目，出现于孔子之后的《清华简·筮法》可以为证。伯廖告人曰：无德而贪，其在《周易》《丰》之《离》，弗过之矣。

显然，这里高相的内容并不与费氏相同。‘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无所归也。其二是卦爻辞对于人生日用的规范与指导。张汝伦指出：先秦哲学家也许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自觉地与巫传统划清界限。尽管当时的结果是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但是后世也有人对此持不同意见。

在这段文字中，将阴阳视为立卦之根本，将刚柔视为生爻之依据，以命作为穷理尽性的目标所在。与之相类似的是，汉代的纳甲筮法也是借助五行、四时、干支等因素来判断吉凶，其同样没有使用周易中的文辞。汉代之后，特别是在大汉帝国所设立的中央一统的政治体系，以及对于政权合法性的论证诉求下，儒家重新走上历史的前台。

今天，结合新的文献材料去审视《易传》的成书过程，笔者认为孔子更多是以启蒙者而非完成者的角色参与了《易传》的创作过程。从上述易家的来龙去脉中，我们不难看出易文化在中国早期思想之中的重要地位，对于诸子百家而言可谓是思想上的源头活水。这主要表现在两个领域：其一，在西周时代并非只有世守的史巫之士才通晓易的内容，《左传》《国语》不少记录，都表明史巫之士以外的知识分子谈及易时多有独立的判断，并且这些判断与史巫之士有所不同。第一种是传统的史巫之士的路径，这一群体掌握着不同的卜筮方法，且以占筮为职业，其主要职责在于为当时的王公贵族服务。

从这个层面上讲，周文化最终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和道德伦理之源头，周易至汉代被称为中国文化的大道之源实乃情理之中。同时，易家的从业者本身也多数为史巫之士，或是专门研习周易文辞的贵族知识分子，其与司礼的儒者并不相同。

接下来，我们就来探究一下周易的卦爻辞与易筮之间的关系。下面，我们就结合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录，探究一下周易较之于《连山》《归藏》的变化体现在哪里。对比两者，我们发现较大的不同在于帛书《易传》中缺少了大衍筮法的记录。由于易的主要功能在于以天意正人为，因此研究与表述天意成为易最为重要的内容，故而这一时期所撰写的周易经文在内容上除了记录一些占卜结果之余，还开始着力于德性理序的表达与建构。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一种极大的可能就在于史巫之士所依据的并非卦爻辞，而是另有他法。与此同时，易文化的传播在这一时期也悄然改变。周代初期人智开化，人们开始思考德之因素，进而将天从单纯的神明观念逐步改造成为具备某种道德属性的存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孔子将解读周易视为教导学生的重要内容。

不可否认，史巫之士在融合与改造孔子思想的过程中，通过运用易的思想，表现出完善自身思想体系的诉求，并对先秦传承下来的占筮体系进行深刻地改造，从而顺应时代的发展。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如前所述，在西汉本身就存在着一条阴阳灾异说的传承路径，《汉书》中也存在着经学之外不少对于易进行解读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属性也大多与占筮密切相关。如《左传·襄公九年》中记载穆姜占筮，完全根据自己的德行来解读占筮的结果： 姜曰：亡。

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可以说，易家以占筮为主，重视天道、天理对人的约束与限制。就内在学理而论，先秦儒家有相当部分的内容带有易家之风范，除了类似于《易传》之类的文字之外，包括《中庸》等篇章亦复如是。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之中，周易成为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周易》，皆利建侯。正是这种筮法新解，使得传统的筮法逐渐发生一些改变，人们开始普遍相信个人的道德情操对于个体命运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

尚秉和对此公案的判读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清华简》将人像与卦象、方位等相结合，显示出一种自然与人相契合的思想诉求，尤其是在人像的不同部位画上卦象爻画，则可以视为人副天数的早期版本。

例如，《清华简》中有地支与卦一节，其所载地支与卦之间的关联和纳甲筮法中的地支的排纳方法基本一致。通过以上的分析与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在汉代易学体系之中，可以看到先秦易家思想的种种痕迹与影响。

同时，也回应了孔子当时对自己的易学新说不为大众所接纳的状况，有着清醒的认知：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 关于易的认知，在先秦的典籍中也有记录。对于传统易家而言，随着时代变迁，单纯的神明观念也不再为人所接受，易的形式也在与时俱进，其吸收了部分新的德性思想，包括注重人伦对于占筮结果的实际影响。

如果说穷理表述为知的过程，那么尽性则是行的落实，穷理尽性在此等同于知行合一。笔者认为这样的判断是较为准确的，但刘大钧认为田何所传既有古义，又有今义，笔者对此持有异议。摘要：易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学术体系之一，历来为人所重视。换言之，在先秦时代的易筮体系之中，并非所有派别都认可与使用我们今天所见的周易卦爻辞。

进入专题： 周易 儒家 易学 。而通过近些年的出土文献研究，我们发现孔子虽然曾经读易、言易，特别是帛书《易传》的出现更是证明了孔子曾经把易作为较为重要的教学内容，但同时也证明了今本《易传》绝非由孔子亲自撰写完成，且秦代明确将易视为筮卜之事，这都证明了易直至秦代都没有被完全确立为儒学经典。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类似于《清华简》之类的筮法体系——他们虽然以《乾》卦为首，却并没有接纳卦爻辞。究其思路，此种论断本质在于将卦与四季相对应，并通过这种对应探究吉凶祸福之所依，汉代的卦气说也是将人事与天道、天象、卦象相结合。

而《国语·晋语》中所记的公子重耳占筮回归晋国的故事中，也有类似的情况： 公子亲筮之，曰：尚有晋国。如果说在这一时期，易家是以占筮为目的，以天道为追求，那么显然与儒家存在差异，儒家更多地着眼于反思人的问题。

我们从刘大钧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古义的指向极有可能就是所谓的阴阳灾异之说。帛书《易传》中大量记录孔子与其弟子研习周易的场景，不仅印证了孔子曾经研读和教授周易，更是明确勾勒出孔子对于筮法的态度： 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而真正的误解出现在汉代之后，由于易经刻意突出了易作为儒家典籍的身份，促使我们忽略了易自身远比儒家更为源远流长的发展脉络，更难以正视易筮在易文化之中的地位与厘清周易与《易传》之间的关系。两部典籍所记易家在汉代的传播过程，也有几处言之不详。

这些无不说明易家对于汉代经学体系中的易学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这种主宰性的表述是依据人伦的善恶而展开。

《清华简》作为战国时期的筮法记录文献，却没有使用当时已成通则的卦爻辞，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从《诗经》等文献的论述上，我们发现这一理序的核心在于德。

得贞《屯》、悔《豫》，皆八也。因此，我们有必要将易家还原为独立学派加以研究，通过剖析易家之学术概念、明晰易家与儒家的差异，进而在二者融合的学术演变中挖掘经学的历史成因与思想脉络。